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喜的機緣，這批失落多年，連父親都已經遺忘而從未提起的綠島家書，能夠由仁人君子自動送回，並且在向陽先生的鼎力相助下。肯允於報端披露，向讀者揭示楊逵的另一面──最基本、最自然無偽的親情的眷注和關愛。
這批家書所函括的時間斷限是從民國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內容則一應是對留身在台灣本島、而處在窘困的生活環境中的家人予以勸慰和激勵。這些家書絕大部分未曾寄發，我乍一接到，當晚挑燈夜讀，前景舊事紛紛湧來，可以想見父親在當時嚴格的通信字數限制下，不能如願地將這些關愛寄達家人手中的悲憤之情，二來也可以知道，父親是想利用書信體的形式，來記下他飄離海外的所思所感……
陽光亮起的時候，我抱起教科書站在講台，面對著一群不知所以的學生，眨著酸澀的雙眼，腦中仍然盤桓著父親樸拙的字體，內中蘊藏著那股豐厚的愛和希望，縱使在最艱苦的環境中，他仍然天真，並且對生命充滿了熱情。
是的，如果讀者諸君了解了這些家書的時空背景，必然也會感動於父親的天真和熱情。
民國三十七年底，父親與當時台灣電力公司台中區營業管理處經理葉可根先生幾經交涉下，將這塊土地租來開墾為該公司的福利農場。三十八年四月八日，房子都還沒有蓋好，父親就因為起草「和平宣言」一文，呼籲各省籍同胞互信互愛而鎯鐺入獄，還謫綠島，開始了他長達十二年的孤苦生涯。另一方面，家中因為父親的獲罪也陷入了困境，大姊、大哥和我都輟學在家，繼續父親未完成的墾植工作。因為一時沒有收穫，家中又無分文積蓄，所以只得自己做醬油、豆腐。沿街叫賣，打零工，甚至於上山盜取「國有官柴」回來賣錢，以維持生活。農園初期種些蔬菜和比較容易生長、容易換錢的草花類。媽媽最初向別的花園批發些花出去賣，自己的花園有了生產之後，也因為種類與數量都不多，不足以維生，一部分仍要向其他花園批發。
正當母子多人連餬口都成問題的時候，這塊位於台中市北區大同路卅五號，向電力公司租來的土地，因為電力公司要收回以增建員工宿舍，限我們在年底前搬出去，交還土地，這是民國四十六年中的事情，這件事對窮苦的我們而言，形同晴天霹靂，而父親在家書中所提及的諸事。也從這年開始。身陷囹圄的父親，對家庭的困境，家人的頹唐，用盡言語相勸相勵，期盼大家攜手扶持，共同走過這段悲慘歲月，等他返回台灣之後，新樂園便指日可望了。
然而自從交出電力公司這塊土地之後，家中情形並未改觀;大姐失去聯絡。不知落腳何方。媽主張在中部另尋一小塊農地，借貸購買，搭蓋一棟簡單房子，繼續經營花園，但是大哥因為窮怕了，不贊成貸款買土地，經常和媽鬧意見，最後隻身前往台北謀生，媽與小妹則在台中港路一段淡溝里淡溝巷由貸款新買了一塊土地，仍然經營花園，賣花為生。
四十七年一月底，父親曾一度被借提到台北。在新生北路一棟別墅裏，與一位長官和一位老士兵同住。據父親說是當局認為他對日本熟悉，想派他到日本工作，父親因為許多衝突而未曾應允，於五月初又回到綠島新生營，繼續執行未完的刑期。
除了這段小插曲之外，民國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間，家中情形一如往昔。人人都在窘困的環境中衝撞、掙扎，企圖走出一條路來。大姊有了音訊，人在花蓮車站當廚師，不久搬到台北;大哥則是台中、台北、高雄、羅東四處轉徙，當過園丁、做過木工：二妹從師專畢業，已分發任職；小妹考取家職，繼續求學;而我則從三餐不濟的大同工專生涯中脫身，入伍受訓，一度任職高雄兵工廠電機工程官，待遇不錯，暫時改善了家中困境，退伍後則在高雄大榮工廠擔任電器修護工作。
但是這一連串的變動，只是家中每個份子各自投入生活。各自與環境搏鬥，容或稍有助於家庭，也是微不足道，媽媽仍然每日賣花餬口，債務和利息像滾雪球一樣，担子愈來愈重。
家中恒是這般。而在綠島約父親在這期間也曾舊病復發，我們斷續寄去一些藥。這便是這批家書的背景，父親為理想而受罪，帝制中國有所謂「誅連九族」，而我們雖然沒有一起牽連入獄，卻在現實生活中到處碰壁，親友走避，人情冷漠。我們知道，在這個矛盾的時代中，身為一個政治批判者的家屬，需要更大的覺悟和勇氣。
在最艱苦的時候，我們對父親不是沒有過怨尤，不是不曾豔羨過正常家庭的天倫之樂。父親平靜地辭世時，我的心情仍然交織著矛盾，有悲痛，也有不解。翻看這些家書時，第一次覺得父親的愛像陽光一樣暖熱了我的心，它們雖然含蓄，卻如此真實。是的，什麼宇宙大愛、社會關懷，如果不能從最近身開始，只是一些經過包裝的裝飾品，聊以自慰欺世而已。